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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命运用悲悯注解的国家，是爱的人错了还是社会错了？
我从来不知道，汉娜在既不去上班、也不同我幽会的时候，到底在干些什么。每当问起她，她就把我给顶了回来。其实，与其说我们俩共享着同一片生命世界，不如讲她在自己的世界里给我让出了一角空间，大小宽窄全凭她愿意怎样就怎样。我该对此知足了。要想得到更多，或者只是想晓得更多，就是一种冒犯。有时我们在一起特别开心，有那么一种气氛，好像什么都有可能，也什么都许发生。这时，如果我乘机提个问题，她就会躲闪支吾，但不是断然拒绝：“你想什么都要晓得么？小家伙！”或者，她甚至会拿起我的手，搁在她的腹部，一面说道：“你是想在我肚皮上打个洞眼啊！”
要不，她就搬着手指头数数：“你看，我要洗衣，我要烫衣，我要扫地，我要购物，我要掸灰，我要做饭，我还要把梅子从树上摇晃下来，再捡起来，再扛回来，马上煮熟，要不然的话，那个最小的就会……”这时，她会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左手的小指，接着说：“那个最小的就会把其他的全部吃光！”
我从来没在马路上，或商店里，或电影院同她不期而遇。虽然，她总对我说，她喜欢看电影，也经常去看。在我们相好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一直想同她去电影院，可她就是不愿意。偶尔，我们也会谈起一些我们俩都看过的影片。她看电影是毫无选择的，只要是片子全都看，从德国的战争片、乡土片，到美国西部片，再到新浪潮电影等等。而我，我喜欢好莱坞电影，不管是关于古罗马的，还是西部荒原的。有一部西部片我们俩都特别喜爱，其中，理查德•威马克扮演镇长，第二天清晨他要面对一场他注定要输掉的决斗，当天晚上他去敲多萝茜•玛隆的门。女主角劝说他逃走，却说不动这位男主角。女主角一开门就问道：“你现在要干什么？你整个生命就抵一个晚上吗？”有时，当我满怀欲望到汉娜那儿去的时候，她也这么讽刺我说：“你现在要干什么？你整个生命就抵一个钟头吗？”
我只同汉娜在街上偶尔相遇过一次。那是七月底或八月初，快要放暑假的前几天。
几天以来，汉娜的行为都很古怪，她时而反复无常，时而盛气凌人。同时，叫人感觉得出，她是处在某种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折磨着她，逼她表现得十分敏感而又极端脆弱。她极力压缩自己，好像害怕一放松就会爆炸似的。我询问她为什么这么痛苦，她的回答却很粗暴无礼，这使我简直不能忍受。同时，我不但感到自己被别人拒绝，也觉察到了她的孤立无援，所以，我既想与她休戚与共，又想让她清净独处。有一天，压力突然消失了。起先，我以为汉娜又恢复了常态。正好，《战争与和平》已经朗读结束，我们要开始一部新书，我答应这由我来考虑，我的确带了好几本书来，让她选择。
战火中萌生的希望、情愫与梦想
玛丽把我拉进我们的卧室，关上了房门。“她真以为我会跟那个乡巴佬过上一辈子。你的巴赫吉虽然是个大学生，身上还有农村人的臭汗味儿呢。而这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见得会写。他只会修百叶窗。”她气愤至极，虽然压低了嗓音，低低的嗓音却像古怪的口哨声。
“你不见得一定要同意这门亲事吧。”
“妈妈唠叨啊唠叨—她一直说，你看看赫达现在的样子吧，然后我就哑口无言了。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去过不开心的日子。”
“那你还有祖海尔啊。昨天他还扯破了你的裙子，对你动了粗。他还对你做什么了？”
她一下子不吭声了，我也有些拿不准了，好像自己反倒成了被责问的人。也许她肩膀上那块淤青不是被打出来，而是热吻留下的痕迹。我更愿意把他想象成一个粗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为爱痴狂的恋人。“你怎么会落得我这种下场呢？”
“他疯狂地爱着我。我跟他说了，我马上就要结婚了，他却拿自杀来要挟我。”
这么说，连祖海尔都知道这门亲事了，我是唯一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拉皮条的人可不会去自杀。”我说。
“他想和我结婚。”
“那样一来你就成了阿布•纳赫拉的儿媳妇了。他以前可是把我们的舅舅都出卖给犹太人了。我真恨不得杀了他。”
“好啊，杀吧，杀掉这世上所有的人。谁没欺负过巴勒斯坦人？怎么样自甘堕落、受人欺负，他们在这方面可是专家。”
她说的没错。可那些草菅人命的恶棍只出现在新闻里，而阿布•纳赫拉则戴着一顶红色的塔布什帽，用他的鹰眼和利爪把整个瓦地搅得鸡犬不宁。
“你不是前几天还在读达丽亚•拉维科维奇的诗吗？”我问她。
“诗歌和故事的毛病就在这里。读了这些人的作品，你就会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了不起。作家和诗人都是大骗子。他们跟贩卖毒品和鸦片的人一样，让你觉得飘飘欲仙，却忘了自己已是泥足深陷。文学和现实生活完全是两样的。像我这样的人能得到的，也只能是—一边是祖海尔，另一边是修百叶窗的包工头。”
“看样子你都考虑清楚了。”
“赫达，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却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说完这话，她又陷入了沉默。自己破了产却还要给有钱人支招，指点人家怎么做生意，我觉得自己就是这样。幸福的人会认为自己阅历颇丰吗？在我看来，似乎只有那些不幸的人才会以饱经沧桑为傲。在这场我们姐妹俩都不希望发生的争辩里，玛丽又一如既往地占了上风。她不禁得意起来，甚至连拉我进屋时那股气恼劲儿也不见了。看着我服输的样子，她那双黑眼睛高兴得闪闪发亮。
楼上传来了拖动重物的声音。我和玛丽的谈话就此打住。好奇心会招来麻烦，我必须按捺住自己的想象才行。玛丽咧嘴笑了。她甚至能丢开眼前沉重的话题，转怒为笑。她和我的确不同。“他既不是小侏儒，也不是孤儿。”她说，“我和他说过话了。”
“你们说过话了？”
“当时妈妈在楼下和杰米拉唠叨要叫我足不出户。我觉得自己快要憋疯了，就去了楼顶。赫达，你肯定认不出楼顶的样子了。刚来不到两天，他就把里里外外都洗刷了一遍。他叫亚历克斯，刚从俄罗斯移民来这儿。人挺不错的。”
我什么都没说。初次见面时，她总是觉得每个男人都挺不错。她有孩子般的灵魂。尽管在她身上发生了很多事，但她仍未被成人间相互猜疑的坏毛病浸染。
一个又残忍又美丽、关于罪愆与救赎的故事，一个让全世界动容的故事
冬天。
每年下雪的第一天，我都会这样度过：一大清早我穿着睡衣，走到屋子外面，双臂环抱抵御严寒。我发现车道、爸爸的轿车、围墙、树木、屋顶还有山丘，统统覆盖着一英尺厚的积雪。我微笑。天空一碧如洗，万里无云。白晃晃的雪花刺痛我的眼睛。我捧起一把新雪，塞进嘴里，四周静谧无声，只有几声乌鸦的啼叫传进耳里。我赤足走下前门的台阶，把哈桑叫出来看看。
冬天是喀布尔每个孩子最喜欢的季节，至少那些家里买得起一个温暖铁炉的孩子是这样的。理由很简单：每当天寒地冻，学校就停课了。于我而言，冬天意味着那些复杂的除法题目的结束，也不用去背保加利亚的首都，可以开始一连三个月坐在火炉边跟哈桑玩扑克，星期二早晨去电影院公园看免费的俄罗斯影片，早上堆个雪人之后，午餐吃一顿甜芜青拌饭。
当然还有风筝。放风筝。追风筝。
对于某些可怜的孩子来说，冬天并不代表学期的结束，还有种叫自愿冬季课程的东西。据我所知，没有学生自愿去参加那些课程，当然是父母自愿送他们去。幸运的是，爸爸不是这样的家长。我记得有个叫艾哈迈德的家伙，住的地方跟我家隔街相望。他的父亲可能是个什么医生，我想。艾哈迈德患有癫痫，总是穿着羊毛内衣，戴一副黑框眼镜--阿塞夫经常欺负他。每天早晨，我从卧室的窗户看出去，他们家的哈扎拉佣人把车道上的雪铲开，为那辆黑色的欧宝清道。我看着艾哈迈德和他的父亲上车，艾哈迈德穿着羊毛内衣和冬天的外套，背着个塞满课本和铅笔的书包。我穿着法兰绒睡衣，看他们扬长而去，转过街道的拐角，然后钻回我的床上去。我将毛毯拉到脖子上，透过窗户，望着北边白雪皑皑的山头。望着它们，直到再次入睡。
我喜欢喀布尔的冬天。我喜欢夜里满天飞雪轻轻敲打我的窗户，我喜欢新霁的积雪在我的黑色胶靴下吱嘎作响，我喜欢感受铁炉的温暖，听寒风呼啸着吹过街道、吹过院子。但更重要的是，每逢林木萧瑟，冰雪封路，爸爸和我之间的寒意会稍微好转。那是因为风筝。爸爸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之下，但我们生活在各自的区域，风筝是我们之间薄如纸的交集。
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那天她穿一件漂亮的印花套裙，以前我见她穿过一次，裙摆很大，束腰，短袖：粉红色，深紫色条格，这组颜色系列的结尾是她涂了口红，在她凹陷的手中，握着一只美丽的伊甸红色苹果。但她没有穿去教堂的鞋子。她白色的礼拜钱包也扔在唱机边上。
我的心象鼓一样咚咚敲着，她宽大的裙子飘胀起，又落下，与我并肩坐在沙发上，玩着那只滑溜溜的水果。她把它抛到光尘的空中，又接住它——发出一声掉进杯子那样简短的扑通声。
亨伯特•亨伯特截住了苹果。
“扔回来，”她请求道，露出她手掌大理石般的光泽。我说“美味”。她抓过去咬一口，我的心象深红色皮肤下的白雪，而她，带着那种典型美国性感少女猴子般的机敏，夺走我虚握着打开的杂志(很遗憾没有一部电影记录过这种奇异的方式，记录过我们同时式重叠举动按字母顺序的连贯性)。她握着的不成形的苹果几乎不能阻碍她，洛迅速而用力地翻着杂志，想找到什么她希望能给亨伯特看看的东西。终于找到了。我佯装很感兴趣，把头凑过去，她的头发触到了我的太阳穴，当她手腕去抹嘴唇时，臂膀扫过我的脸颊。正因为我那画片，仿佛是透过一片燃烧的烟雾，因此对它的反应很慢，她赤裸的双膝便不耐烦地摩挲碰撞着。朦朦胧胧映入眼帘：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懒散地仰卧在海滩上休憩，他身边，反方向仰卧着一具米洛维纳斯的石膏复制品，一半埋在沙里。“本星期的画”，说明上这样写着。我把这下流东西拂到一边。立刻又假装要把它找回来，她却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抓住她细软、瘦峭的手腕时，杂志象迷乱的鸟逃到地上。她挣脱了我，向后一例，靠在沙发的右角里。然后，极其简短自然地，这厚颜的孩子把她的腿伸到我的大腿上。
这时我的兴奋已处在疯狂的边缘；同时我也疯狂地狡猾。坐在沙发上，通过一连串隐秘的小动作，我终于把我遮掩的欲望谐调进她坦诚的四肢里。为了这次阴谋的成功，我需要进行隐秘的调整，但改变这女孩的注意力却不是易事。我喋喋不体，紧赶慢追，上气不接下气，又假装牙疼解释我断断续续的话语——所有的时候都用一只癫狂的内眼盯在不远处我金色的目标．士。我小心谨慎地增加着魔幻般的摩挲，以一种如果不是实在的，也是幻象的感觉，在两条横过我膝盖的灼热玉腿与无以言传的欲望隐蔽的膨胀之间摩挲，那感觉废除了生理上坚不可摧、但心理上异常脆弱的阻隔物质(睡衣与长袍)的质地。我在喋喋不休中，突然记起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傻歌词，我稍加改动，吟诵起来——噢，我的卡门，我的小卡门，是什么，是什么，那些良宵，还有星星，还有汽车，还有酒吧，还有酒保；我不住就这样念来念去，在它奇特的指挥下（奇特是因为改动过）制住她；我自始至终都万分惧怕，怕上帝可能来搅乱，会在我全神贯注的感觉中挪走那金色的重负，这种焦虑迫使我在差不多第一分钟的时间里行动更为犹豫，而不是对经过慎重调整的享受表现出两厢情愿。闪耀的是星，汽车停好，以及酒吧和酒保，现在都被她翻了个；她的歌声盗走并修正了我篡改过的音调。她声音美妙，甜似苹果。她的双腿稍稍蜷曲，放在我活力充沛的大腿上：我轻轻拍着；她懒洋洋地倚在右角里，几乎是仰卧着，少女劳拉，啃着她忘不掉的水果，含着果汁唱着歌，丢掉她的拖鞋，挠着她光着脚湿德德的后跟，靠着沙发上我左边的那堆旧杂志——她的每一个举动，每走一步，每出一声，都促使我一会儿隐匿，一会儿扩张在兽性与美丽之间——我令人作呕、燃烧防兽性与她纯洁的棉袍下她肢体的美丽之间——能感知的秘密。
人鱼传说缓缓铺展，一扇通往另一个神秘世界的门由此打开……
洁西上中学时，一艘渔船失踪了。同学中有船员 的孩子，洁西至今记得他们缺席那天的空坐位。结果，傍晚时发现船已经沉没。第二天的朝会上，学生们集体默哀，为同学的父亲祈祷冥福。生活在渔岛上的圣玛利 亚人，就连意外的惨祸，也将其作为平静生活的一部分宽容地接受。他们尽情悲伤，大声哭泣，三天服丧期满后，就又精神抖擞地出海打鱼去了。
母亲在海中死去。这件事带给洁西巨大的创伤，使她长时间避开大海。对于她来说，岛民的行动难以理解，同时又令人羡慕。洁西爱他们的心胸宽广。
这一天，洁西坐在教室里，只感到难以忍耐的不快。在圣玛利亚高中没有渔民的孩子，所以这次的海难事故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旁人的事。对于教师来说也是一样。即使一艘渔船遇难了，岛上的外国人也不会谈论。令洁西心情不快、难以忍耐的理由就在于此。
但是，无论她多么不高兴，甚至都没有同学注意到。
到午休时，洁西一个人离开了学校。
回到家，研究所里不像有人的样子。是因为救援工作还在继续吧。洁西刚要回自己房间，听到从莱安的书房里传出说话声。透过半开的门一看，她看到莱安在里面，而他对面的人洁西认识，是HATANO物产公司的驻在人员、一个叫杉野的男人。杉野的儿子是洁西最厌恶的同学，他比谁都更热爱圣玛利亚高中的校风。
字里行间却鼓涌着一股无可抑制的冲击波，激起读者强烈的心灵震颤与共鸣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出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着我身旁籁籁发抖，但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兜，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发出"嚓擦"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清澈无比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绪。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地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紧紧地一把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惘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苦吟"不休。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我便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有些鸟儿你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我猜美国每个州立监狱和联邦监狱里，都有像我这样的一号人物，不论什么东西，我都能为你弄到手。无论是高级香烟或大麻(如果你偏好此道的话)，或弄瓶白兰地来庆祝儿子或女儿高中毕业，总之差不多任何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只要在合理范围内，我是有求必应；可是很多情况不一定都合情合理的。
我刚满二十岁就来到肖申克监狱。在这个快乐小家庭中，我是少数肯痛痛快快承认自己干了什么的人。我犯了谋杀罪。我为大我三岁的太太投保了一笔数目庞大的寿险，然后在她父亲送我们的结婚礼物——一辆雪佛兰轿车的刹车上动了手脚。一切都正如我的计划，只是没料到她在半路上停下来载了邻居太太和她的小儿子，他们正一起下城堡山进城去。结果刹车失灵，车速越来越快，冲过路边树丛，撞上了一座内战纪念雕像的底座而轰然起火。旁观者说，当时的车速一定超过每小时五十英里。
我也没料到自己居然会被逮住，但我却锒铛入狱，在这里长期服刑。缅因州没有死刑，但检察官让我因三桩谋杀罪而逐一受审，最后法官判了我三个无期徒刑，数罪并罚。这样一来，我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有机会假释了。法官还在判决书上说我罪行重大，死有余辜。的确如此，不过现在这些事都已成过去。你可以去查查城堡岩的旧报纸档案，有关我的判决当时是地方报纸的头条新闻，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罗斯福手下那些字母开头的特工人员的新闻并列，如今看来，实在有点可笑，也早已成为老掉牙的旧闻了。
你问我，我改过自新了吗?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改过自新，至少我不晓得那在监狱里代表了什么意思，我认为那只是政客爱用的字眼，这个词也许有一些其他的含意，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明白它的含意，但那是未来的事了……而监狱里的囚犯早就学会不要去多想未来。当年的我出身贫穷，但年轻英俊。我让一个富家女珠胎暗结，她出身卡宾街的豪华宅邸，漂亮娇纵、但老是闷闷不乐。她父亲同意让我们结婚，条件是我得在他的眼镜公司工作，“靠自己的实力往上。” 后来我发现，他真正的用意是要让我随时都在他的监控下，就像管着家里豢养的不太听话、还会咬人的猫狗一样。我的怨恨经年累月，越积越深，终于出手造成了这种后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但我不确定这样是否表示我已经痛改前非了。
不过，我真正想说的不是我自己的事，而是安迪•杜佛尼的故事。但在我开始说安迪的故事之前，还得先说几件关于我的事情，反正不会花太多 ……
“只希望能手牵手在太阳下散步”，这个绝望念想，有如一个美丽的幌子，伴随着无数凌乱、压抑、悲凉
依西本雪穗的气质，田川实在不认为她会上那种小学，故而才有此一问。其实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凭她的家境，她不可能上私立学校。他想，她在学校里一定与别人格格不入。
到了吉田公寓，田川站在一○三室门前，先敲了敲门，然后叫“西本太太”，但无人回应。“你妈妈好像还没回来。”他回头对雪穗说。
她轻轻点头，身上又传出了叮当的铃声。
田川把备用钥匙插进钥匙孔，向右拧，听到咔嗒一声开锁的声音。就在这一瞬间，一种异样的感觉向他袭来，不祥的预感掠过他心头。但他不予理会，直接转动把手，打开门。
田川刚踏进房间，便看到一个女人躺在里面的和室里。女人穿着淡黄色毛衣和牛仔裤，横卧在榻榻米上。看不清楚长相，但应该就是西本文代。
搞什么，明明在家……刚想到这里，他闻到一股怪味。
“煤气！危险！”
他伸手制止身后想进门的雪穗，捂住口鼻，随后立刻转头看就在身边的流理台。煤气炉上放着锅，开关开着，炉上却没有火。
他屏息关上煤气总开关，打开流理台上方的窗户，再走进里面的房间，一边瞄着倒在矮桌旁的文代，一边打开窗户，然后把头探出窗外，大口深呼吸，脑袋深处感觉麻木。
他回头看那女人，她脸色发青，肌肤完全感觉不到生气。没救了——这是他的直觉。
房间角落里有一部黑色电话，他拿起听筒，开始拨号。但是，这一刻，他犹豫了。要打一一九吗？不，还是应该打一一○吧……他脑中一片混乱。除了病死的祖父之外，他没见过尸体。拨了一、一之后，他犹豫着把食指伸进○键。就在这时——
“死了吗？”从玄关传来声音。
西本雪穗还站在脱鞋处。玄关的门开着，逆光让他看不清她的表情。
“我妈妈死了吗？”她又问了一次，话里夹杂着哭声。
“现在还不知道。”田川把手指从○移到九，拨动转盘。
二十世纪审视男女关系的巅峰之作
一九五七年夏天，安娜和她的朋友摩莉别后重逢……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
“问题的关键是，”当她的朋友从楼梯口的电话机旁回来时，安娜说，“问题的关键是我能看出来，一切都开始崩溃了。”
摩莉是个经常打电话的女人。刚才电话铃响时，她仅仅问了句:“嗯，有什么闲话?”现在她说，“是理查打来的，他马上要过来。下个月他没有空，今天好像是他惟一有空的日子。也许这是他故意说说的。”
“那我就不走开了。”安娜说。
“不用走开，你只管待在这里就是。”
摩莉在考虑自己的打扮———她穿着长裤和一件毛衣，这都是最难看的服饰。“不过我既然这样了，他也就不得不就这么着。”她断言，一边在窗口边坐了下来，“他不会说出为什么来的原因的———我猜想，他与马莉恩的关系又出现危机了。”“他给你写过信吗?”安娜谨慎地问。
“他和马莉恩都写过———都是些很亲热的信，这不很奇怪吗?”说“这不很奇怪吗”时，摩莉的语气显得很独特，那是她们亲密地聊天时所惯用的。但这一次刚一开口，摩莉就改变了口气:“现在谈它也没有用了，因为他马上就要过来，他是这样说的。”
“当他看见我在这里时，也许会走开的。”安娜兴致很高，但显得有点儿放肆。摩莉锐利地看了她一眼，说:“哦，这是为什么?”一般人都以为安娜和理查谁都不喜欢谁。过去，只要理查一出现，安娜就会主动走开。现在摩莉说:“我知道，他内心其实很喜欢你。问题的关键是，他原则上只能喜欢我———他真是个大傻瓜，始终得喜欢某个人或不喜欢某个人，因此，他把自己不愿承认而实际上存在的对我的厌恶感全都转嫁到你的身上了。”
“这真让人开心。”安娜说，“但你知道吗?在你不在这儿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对于许多人而言，我们俩实际上都可以交换各自的角色的。”
“你刚明白这一点吗?”摩莉以她惯有的洋洋得意的口吻说。安娜所提出的事实就她而论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两人的关系中，早就形成了一种均衡的态势:摩莉比安娜更老于世故，而安娜则占有才智方面的优势。
爱上足球如同爱上女人一般猝不及防、无法抑控
尽管我曾无数次沉浸于肯尼斯•沃斯滕霍尔姆的精彩解说当中，回味英格兰夺冠的美妙一刻，但我心里明白，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些事情比较好，有些事情则比较糟。英格兰队，毫无疑问，那时比较好：仍然是世界冠军，拥有众多伟大的球员，而且看起来非常有可能在下一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卫冕。
我为英格兰队感到骄傲，为父亲带我去温布利，看一场他们在强光灯下进行的大赛而欣喜若狂（能在联赛杯决赛后这么快回到那里颇有疗伤功效，这将是一次成功的驱魔行动，否则那些噩梦会困扰我许多年）。虽然科林•贝尔，弗朗西斯•李和鲍比•穆尔毫无疑问要比格夫•托马斯、丹尼斯•怀斯和特里•布彻尔好得多，但我对英格兰抱有绝对信心并不仅仅因为比较上的胜出，模棱两可是随着年龄而增长的：当我十六、七岁时，我比教练更了解英格兰队。
批评的才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十一岁时，没有坏的电影，只有我不想去看的电影，没有不好的食物，除了球芽甘蓝和卷心菜，更没有不好的书——我所读过的书都非常好。但是突然地，我在一个清晨醒来，发现一切都变了。我的妹妹怎么就搞不懂大卫•卡西迪和布莱克安息日不在同一档次？凭什么我的英文老师会认为《博利先生的历史》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要好？从那一刻开始，享受具有了难以言表的内涵。
但是在1969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踢得不好的英格兰球员。阿尔夫爵士怎么可能挑选一个不称职的球员上场？那有什么意义？我信任那天晚上这十一个把苏格兰队灭得很惨的球员——霍斯特和彼得斯各入两球，科林•斯德因为苏格兰扳回一分——都是这个国家最好的球员。（阿尔夫爵士对所有阿森纳球员都视若无睹，这似乎也证明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另一方面，没有电视直播意味着我们大多数时候并不知道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赛事集锦只会重放好球员得分的场面，而对蹩脚球员的失误忽略不提。
在70年代初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英国人——那是说，我就像半数同胞一样痛恨英格兰队。因为球队教练们的无知、偏见和畏手畏脚让我感觉疏远，我肯定我的选择能够击败世界上任何球队，我对托特纳姆、利兹、利物浦以及曼联的球员们怀有深刻的憎恨。我在观看英格兰队比赛时开始局促不安，然后发现——就像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发现，我和我看到的这支球队没有任何关系；我更像是一个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荷兰人。这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吗？我知道过去意大利人当他们的子弟兵带着羞辱从海外归来时，会用烂西红柿在机场迎接他们，但是他们的投入程度真的超出我的理解。“我希望他们被打败”，我听见英国人在提起英格兰队时经常这么说。意大利人、巴西人和西班牙人也会这样说吗？这实在难以想象
日记一页页被翻开，一场冷酷的梦魇式寓言也逐步呈现
这一天是周日。我们在院子里捉了一只母鸡，然后就像外婆杀鸡那样，割开它的喉咙。我们把鸡抓进厨房，对外婆说：“把它烤了吧!外婆。”
外婆一见便尖叫起来：“谁准你们这么做?你们根本就没权力决定!你们这两个小无赖给我听着，在这儿大大小小的事情全由我作主。我死了我都不烤它。”
“那还不是一样。我们自己动手吧!”
说完，我们便开始拔鸡毛，外婆却立刻从我们手里把鸡抢走：
“你们不懂得从哪里下手，小流氓!我真命苦，这就是老天爷给我的惩罚!”
在烤这只鸡的时候，外婆哭着说：“这是最好的鸡，他们竟杀了它，原本还打算礼拜二把它带到市场卖了。”
吃这只鸡的时候，我们说：“这只鸡真好吃，以后每个礼拜天都要吃鸡。”
“每个礼拜天?你们疯啦?你们要我破产吗?”
“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挑一只，不管你愿不愿意。”
外婆听了又哭起来，她说：“我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可怜啊!可怜啊!他们分明要我死。像我这样，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该得到这种报应!我待他们这么好!”
“是啊!外婆，你很好，真的很好!因为以后的每个礼拜天，你都会为我们烤一只鸡。”
此时，外婆稍稍平静了。于是，我们又说：
“以后如果还有东西要杀，一定要叫我们，就由我们来执刀吧!”
她说：“你们很喜欢做这种事吗?”
“不，一点也不，只因为我们必须习惯做这种事。”
她说：“我明白了，这是一种新的练习。你们说得对!要懂得如何杀生，以后就能派得上用场。”
之后，我们从杀鱼学起，先抓住鱼的尾巴，然后把鱼头甩出去撞在石头上。我们很快就习惯于去杀一些像鸡、鸭、兔这些注定要被杀来吃的 动物。后来，我们也杀了不该杀的动物。我们把抓来的青蛙钉在木板上，然后剖开它的肚子。我们还把抓来的蝴蝶钉在纸板上。如此一来，它就成了我们美丽的收集品。
有一天，我们把我们的橙黄色公猫吊在树枝上。被吊时，小猫不断使劲地挣扎，整个身子屈张得很大，它因为惊吓过度，身子抽搐得很厉害。直到它不再挣扎，我们才将它取下，平摆在草地上。起先，它没有丝毫动静，突然间，它跳起来逃开了。
从这天起，我们偶尔会看见小猫站在远远的地方，却不再靠近我们的屋子，它甚至不再过来喝我们摆在门前碟子里的羊奶。
外婆便告诉我们：“这只猫愈来愈凶了。”
我们说：“别管它，从现在起，我们自己负责抓老鼠。”
之后，我们设计了一些捕鼠圈套，我们把抓到的老鼠丢入沸水中淹死。
演好萨琳娜，必能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萨琳娜的右手在潘伯顿的手腕上放了一会，潘伯顿发觉她并没有戴上钻石，而只是戴着一个普普通通的金戒指。这个戒指的做工和他手上的戒指完全一样，只是小了一号。潘伯顿站起身来，从头顶的行李架上拿下两个包裹递给了搬运工。搬运工跟在潘伯顿和他的新婚妻子身后走出过道，下了车站的月台。列车和月台之间有着两英尺的距离，萨琳娜在走过放在中间的木板时并没有伸手让潘伯顿搀扶。
布坎南的眼神首先和潘伯顿对上了，他对着哈蒙和他女儿的方向朝潘伯顿点了下头，然后僵硬地向新娘鞠了个躬。威尔基取下了头顶上的软帽。萨琳娜身高五英尺九英寸，比他的两个合伙人都要高一点。但潘伯顿知道让布坎南和威尔基感到惊奇的并不是她的身高，而是她外表中的其他一些方面——萨琳娜没有穿裙子，也没有戴女帽，而只是穿着普通的长裤和马靴。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也不适合她所属的社会阶层。嘴唇和面颊上没有涂抹胭脂，细密的金发剪得很短，虽然打扮简朴，但却不失女性风味。
萨琳娜走到威尔基面前伸出了手，虽然他今年已经有七十多岁了，年龄足足是萨琳娜的两倍，但看着她的眼神却还像一个失魂落魄的学生一样。威尔基把软顶呢帽挡在胸前，像是在害怕自己的心会被萨琳娜勾走了似的。
“我想你应该是威尔基。”
“是的，是的，我就是威尔基。”老人结结巴巴地应答道。
“我是萨琳娜•潘伯顿。”她的手依然伸在外面。
威尔基笨手笨脚地把呢帽换到另一只手上，把右手腾了出来，忙不迭地和萨琳娜握了下手。
“你是布坎南，”说着萨琳娜转向丈夫的另一个合伙人，“我说得对吗？”
“没错。”
布坎南接过萨琳娜伸出的手，不安地把她的手环在掌中。
萨琳娜笑了，“布坎南先生，你不知道怎样正确地握手吗？”
布坎南调整了一下握姿，然后迅速抽开了手。潘伯顿饶有兴致地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从波士顿木业公司进山作业那年至今，布坎南的妻子只来过一次，在走过威内斯维尔唯一的马路时，飞扬的尘土把她那条粉红色的丝绸长裙弄得一团糟，她在丈夫的房间里只待了一夜，就急匆匆地坐第二天的头班列车离开了。从那以后，布坎南每月会南下里奇蒙和妻子共度一个周末。而威尔基压根就没有离开过波士顿。
没有任何推诿，以绝对的忠诚、责任感和创造奇迹的主动性完成 “不可能的任务”
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交战，总统急切地希望得到有关情报。他认识到美国军队必须和古巴的起义军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胜利。他需要掌握西班牙军队在岛上的部署情况，包括士气、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古巴的地形、一年四季的路况，以及西班牙军队和起义军及整个国家的医疗状况、双方装备等等。除此之外，还希望了解在美国部队集结期间，古巴起义军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困住敌人，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情报。
总统的命令就三个字，如同上校的回答一样，干脆果断。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一小时以后，时值中午，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军部去。到了军部，上校什么也没说，带我上了一驾马车，车棚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行驶的方向。车里光线幽暗，空气也很沉闷，上校首先打破了沉默，问道：“下一班去往牙买加的船何时出发呀?”
我迟疑了一分钟，然后回答他：“一艘名为安迪伦达克的轮船明天中午从纽约起航。”
“你能乘上这艘船吗?”上校显得很急切。
上校一向很幽默，我想他不过是在开玩笑，调节一下气氛，于是半开玩笑地回答：“是的！”
“那么就准备出发吧!”上校说。
马车停在一栋房子前，我们一起走到大厅。上校走进里面的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门口，招手让我进去。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背后，美国总统正坐在那里。
“年轻人，”总统说，“我选派你去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他可能在古巴东部的一个地方等你。你必须把情报如期安全地送达，这事关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
这时候，我才认识到瓦格纳上校并非开玩笑，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我的人生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一种军人的崇高荣誉感充满了我的胸膛，已经无法容纳任何的犹豫和疑问。我静静地站立在那里，从总统手中接过信——给加西亚将军的信。
总统说完了以后，瓦格纳上校补充说道：“这封信有我们想了解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要避免携带任何可能暴露你身份的东西。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悲剧,我们没有理由冒险。大陆军的内森•黑尔、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中尉都是因为身上带着情报而被捕的，不仅牺牲了生命，而且机密情报又被敌人破译了。我们绝不能失败，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没有人知道加西亚将军在哪里，你自己得想办法去寻找他们，以后所有的事全靠你自己了。”
“下午就去做准备，”瓦格纳上校紧接着补充说，“军需官哈姆菲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上岸。之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许多战略计划都将根据你发来的情报，否则我们将一无所从。这项任务全权交给你一个人去完成，你责无旁贷，必须把信交给加西亚。火车午夜离开，祝你好运！”